在2026年9月，也门西海岸的冲突愈发频繁，胡塞武装沿红海向北推进，仅用两天便攻占了港口城市穆哈。随之而来，曼德海峡中的丕林岛也落入了他们手中。到月底时，整个西海岸线均被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最窄处仅有18英里，最深处约30米，这使得掌控丕林岛的力量能够影响全球航运的主要通道。全球约10%的海上贸易及12%的石油运输必须经过此处，中国发往欧洲的货船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这一航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航运监测数据，红海的日通行船只从正常的33艘骤降至仅有4艘，油轮和化学品船的航行量下降了9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此事称为胡塞武装在多个方面充当伊朗代理人的表现，认为伊朗在背后操控，但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胡塞武装的起源，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胡塞武装的正式称谓为“安萨尔真主”，起源于也门北部萨达省，那里是宰德派的发源地。尽管宰德派属于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但与伊朗的主流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和礼拜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宰德派的教法实践反而更接近逊尼派，因此将宰德派与伊朗什叶派直接划等号是不准确的。在也门北部，宰德派维持了近千年的宗教和政治影响力，占也门总人口的35%至45%。1992年，侯赛因·胡塞在萨达省创办了“青年信仰者”组织，最初主要致力于传播宗教知识、办学，与萨达省的地方社群发声。但2003年因伊拉克战争爆发，该组织发起大规模示威，反对萨利赫政府的亲美政策，而遭到镇压。侯赛因·胡塞于2004年被也门政府军击毙，随之其追随者将组织更名为“胡塞人”，这便是今日的名称。2004年至2010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爆发了长达六年的萨达战争。值得一提的是，胡塞武装的对手不仅仅是美国或以色列，更是也门政府军。

也门的权力真空为胡塞武装的崛起提供了土壤。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也门，执政33年的萨利赫辞职，过去的中央权威逐渐削弱，胡塞武装趁机扩张。2014年9月，他们攻陷了首都萨那，并接收了大量政府军的军事基地和武器库，获取了坦克、炮兵、弹道导弹及防空系统。2015年，由沙特阿拉伯牵头的多国联军进入也门，内战全面升级，直到2022年才实现停火。在这七年中，胡塞武装由地方武装迅速成长为能够与国家政府及多国联军对抗的势力，现控制区域内居民约占也门人口的三分之二。

关于胡塞武装的武器来源，确实有联合国专家小组记录到伊朗向其走私不法武器的情况。2025年6月，也门政府军在领海查获了一批运往胡塞武装的伊朗武器，内容包括舰载和机载导弹系统、防空装备，以及现代雷达设备和无人机。然而，研究者指出，胡塞武装的许多装备其实来自于缴获的政府军武器和地区走私渠道，并且这些武器在胡塞武装手中如何使用、何时使用、攻击目标等，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一个依赖于内战和走私生存的武装组织，无法简单被视为“他人掌控的工具”。

判断一个武装组织是否为代理人的简单方法是，看其是否在关键时刻遵循“主子”的指令。2024年7月，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特拉维夫进行了空袭，事前仅通知伊朗，并未等待回应。通报与请示有很大区别，前者并不需要对方的批准。2026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开战，按照“代理人”的逻辑，胡塞武装应第一时间响应，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并没有激烈的动作，直到3月28日首次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并在7月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几个月暗示，他们选择动手的时机完全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如此看来，一个能够独立做出战略决策的武装组织显然并非仅仅听从指挥。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曾承认胡塞武装在战略决策上具有独立性，伊朗外交部也曾重申胡塞武装是“完完全全独立的行为体”，他们的行动与伊朗的直接指令并无关联。尽管这些言论可能包含推卸责任的成分，但实质上反映出胡塞武装并非伊朗的可随意调动的棋子。

自2023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起了近百次袭击。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背后，隐藏着改写航线的关键影响，导致大量货物延误及船员面临危险。至今，通过苏伊士运河的通行量未能恢复，2025年第四季度集装箱船过境量同比下降了86%。散货船与原油油轮的过境量也大幅减少。2025年11月，通过红海的船舶仅120艘，而2023年10月则达583艘。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伊朗能够轻易通过德黑兰下达指令实现的。胡塞武装部署在也门西海岸的反舰导弹、无人机和无人艇，构成了一整套需要本地进行训练、维护和指挥的武器系统，这些操作这些装备的都是也门当地人员。